2014年12月11日 星期四
20141211汪潔民談阿扁總統被隱藏的財經政績
汪: (1:27)越來越多的台灣人了解陳總統在當時接任總統時，是很辛苦的。 我只要用個簡單的例子給我們的聽眾說明： 還記得2008年，不是一個全球的雷曼事件嗎？結果怎麼樣？ 歐洲很慘啊、美國很慘啊、日本也很慘啊，連中國都要去砸好幾兆的人民幣來救雷曼 阿台灣勒？無歹記喔。只是經濟有稍微掉一下，可是銀行業都沒事。 為什麼銀行業會沒事呢？表示說過去這幾年，台灣有花很多的心思， 去改造台灣金融業的問題。 要不然如果你的壞帳率高的話，以雷曼這種連鎖性效應的話，台灣絕對不可能 (絕對閃不過)對，閃不過，怎麼可能閃得過？就知道是過去的八年， 阿扁的八年有做事情，讓銀行業變好。 但是銀行業不是這麼容易變好的喔，事情沒有這麼簡單的， 我們回顧一下：電台的聽眾可能有我的年紀了齁，五十歲以上的，可能還有記憶： 台灣在1997和1998的時候，有個叫做本土型的金融風暴，(就農會啦)對， 那時股票是大落，很多國民黨的黨營機構和企業掛鉤， 黨營機構就把錢借給一些不好的上市櫃公司，像什麼盛大銀(?)、台中的之類的(3:05) 他們把股票炒得很高，然後又用炒起來的股票的錢，像說40塊炒到200塊 他們就用160塊跟銀行借錢；銀行是誰？就是一銀、彰銀一些小銀行， 包括中興銀行、台中銀行等等。然後就這樣把錢轉給這些不好的企業 但是因為亞洲金融風暴，股票就從200塊跌到剩下3塊錢， 那我請問：這些錢是誰借的？銀行借出去的嘛 銀行借了160塊出去，那現在剩多少？3塊。 這種就叫壞帳、或者說呆帳。(3:51) 這些呆帳會不會消失掉？不會啊。(不會不會)呆帳就會開始惡化。 (PS 延伸閱讀：舉球手連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RqMQMG86W8 )
2014年9月23日 星期二
超有錢的政黨哪裏不好？
◎王奕婷 週日 2014年09月21日, 1:43 下午
資料來源：http://www.cnccfp.fr/docs/partis/comptes/cnccfp_comptes_2012_avis.pdf，作者製圖。
來源：http://www.bbc.com/news/uk-politics-24016634
前陣子內政部公佈了台灣各政黨在2013年的收入支出，網友的製圖比較再一次讓大家看到各政黨間資源顯著的不平衡、國民黨真的是個超級有錢的政黨。 這樣的資源不平等對民主政治運作有什麼影響呢？資源不平等在其他民主國家也是普遍的現象嗎？另外，讓超有錢又“政商關係良好”的政黨繼續贏下去會有什麼壞 處嗎？本文將試圖分析。
圖片來源：Teng-hao Chang Facebook
An Uneven Playing Field
台灣在1990年代之後經歷了數次全國性的直接選舉，選舉過程被多數民眾與國外觀察團認為是自由而公平的，曾經明目張膽地作票也漸漸變得罕見，2000年更完成首次的行政權政黨輪替。台灣似乎已經成為了民主國家；不過，真的是這樣嗎？
代議「民主」主張由全體公民自由表達意見，共同決定該讓哪個政治人物或團體進入國會與政府來代表民意、執行政策。在這個過程中，每個公民的喜好都該 被公平看待（也就是所謂的「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然而若是資源過度集中於特定政黨手中，有錢的政黨能夠僱用眾多黨工、買下大量廣告、進行鋪天蓋地的形 象塑造與指鹿為馬，甚至撒錢買票，公民自由判斷與公平選擇的機會自然會受到影響。
政治學將這種政黨間資源高度不平等的現象定義為「不公平的競爭環境」（an uneven playing field）(Levitsky & Way, 2010)，其特徵在於執政者系統性地挪用國家公共資源來獲得不平等的財源、媒體使用權，從而大幅削弱反對黨公平競爭的可能。縱然反對黨仍可能在少數偶然機會下（例如當執政黨分裂時）取得勝選，但是有這樣「不公平競爭環境」的地方依然不該被界定為民主政體。
雖然「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不像選舉舞弊或者血腥鎮壓一般明顯而立即地阻擋反對黨獲得政權的機會，但對於民主的負面影響卻一點也不亞於後兩者。在「不 公平的競爭環境」中，執政黨常大幅將國庫公款挪作同黨候選人的競選經費、動員國營企業、地方組織及職業工會等網絡以獲得選票、透過租稅優惠或政府合約來獎 勵支持己方的企業、而其他企業也因為害怕受到「懲罰」不敢公開為反對黨提供金源。在這樣的狀況下，反對黨長期缺乏經費來維持組織人事甚至進行選舉宣傳。再 加上媒體的差別待遇，反對黨的媒體形象通常較為負面、政策主張也較難得到民眾認知。這樣的執政黨擁有「超級執政優勢」（hyber-incumbency advantage）(Greene, 2007)，不需要以投票日當天的作票伎倆來贏得勝選，相反地、依靠種種資源，執政黨的勝選甚至在選舉開跑前就已大致決定了。
解嚴前後的國民黨一直是學者在討論這類現象時的經典案例，更是其中極為少數自行經營企業、從而大幅提高自身資源優勢的政黨。當然，歷經多年來的選舉 競爭，台灣政黨間資源不平等的現象已經較從前降低；然而國民黨長期以來透過對國營、黨營事業的控制來挪用公共財源、甚至影響其他私人企業的做法，至今仍對 台灣的政黨競爭有深刻的影響。
國民黨將戰後接收日本遺留下的資本轉為國營與黨營事業，並且嚴密地控制並分配對於高利潤寡占事業的進入權利。張鐵志（2008）的研究指出，靠著對市場的特權寡占、獨占、或者獨享政府合約，黨營事業在1980年代末占台灣國民生產總值（GNP）的6%。而在1990年代台灣逐漸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黨營企業更大舉進駐各項產業，包含金融保險、電信、石化、營造業等都有國民黨資本“參與投資”的痕跡。至於國營企業民營化更讓國民黨得以將經濟資源透過股權轉移等方式分配予關係良好的財團（例如統一、威京、力霸等）。也就是說，這些龐大且本應屬於全民共有的資產被拿來拉攏特定的親信企業1。
政黨輪替之後，縱然承諾黨產歸零，國民黨去年總收入中仍有超過六成來自於投資事業的財產信託收入，金額高達九億八千萬餘元。而慷國庫之慨來補貼黨員與親信企業（例如最近的幸福人壽由金管會接管）的事件更是屢屢發生。
公平競爭的可能？
讀者或許會疑惑，政黨之間哪有可能公平、收入差異難道不該是個正常現象？「百年老店的國民黨當然比其他年輕政黨更有錢！」「國民黨有錢也是因為理財有道（連勝文：錢是自己賺的！）」
執政黨在資源運用上的優勢當然存在於各個民主國家；然而，在對於政黨資金來源有適當規範的地方，政黨資源間的不平等有其限度、也會儘量避免差距無限 制地擴大。以英國、法國這兩個國會政黨席次比例與台灣較為接近的歐洲國家為例，下面的圖表顯示了兩國各主要政黨在2012年的收入總額與主要來源。
資料來源：http://www.cnccfp.fr/docs/partis/comptes/cnccfp_comptes_2012_avis.pdf，作者製圖。
法國的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與人民運動聯盟（Union pour un mouvement populaire）在國會中的席次比例分別為48.5%與33.6%（相對於台灣立法院中國民黨佔52.9%而民進黨佔31.9%的席次），人民運動聯盟在2002年才正式組成，然而兩大黨的收入相當接近。公費補助為兩黨最大的收入來源，其次則為黨費、政治獻金、黨公職捐獻等。
來源：http://www.bbc.com/news/uk-politics-24016634
英國三個主要政黨在下議院的席次比例分別為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47.1%、工黨（Labour Party）39.7%、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s）8.8%。反對黨工黨的收入甚至較執政黨還高，原因之一在於在英國主要的公費補助（「國會運作補助款」Short Money）僅提供給反對黨。執政聯盟的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的主要收入皆來自於政治獻金與黨員大會所收到的捐款。
這樣相對的平等是如何達成的呢？當代多數成熟民主國家的趨勢是經由嚴格要求政黨公佈收入來源、明訂政治獻金的種類與上限、以及提供公費補助的方式來規範政黨財源2。 這些做法背後的理路在於政黨需要錢來維持組織、蒐集資訊、分析議題政策、宣傳立場，可是人們所擁有的財富並不均等，若是對於政黨收入來源完全不加規範，那 麼政黨便很容易被有錢財團收買、使政策無限制地向金主傾斜。因此透過政治獻金的上限與公開化來降低經濟不平等對政治參與權利的影響，同時透過公費補助使政 黨不會過分倚賴特定金主。
依照同樣的道理，若是政黨自行經營企業，便能夠透過政治力使自己的企業籠壟斷特定產業、獲得政府合約，再不經民意監督地將企業營收挪作政黨經費；如 此一來不但扭曲市場經濟秩序，也會使經濟不平等對政治參與的影響更為嚴重。國民黨黨產的問題緣由於過去威權時代黨國不分的情形並沒有隨著解嚴而自動消失， 在國民黨至今一直佔立法院多數的情形下，相應的規範尚未建立，致使過去積累的黨產以及透過黨營企業網絡所建立的政商關係依然相當程度地限制了政黨間公平競 爭的可能。
這樣的歷史遺緒不會自動消失、要靠人們的主動作為來解決。以同樣有著威權政黨統治歷史的波蘭為例，民主轉型初期，前共黨重組的政黨在財源上也有相當優勢，以波蘭農民黨（Polish Peasant Party, PSL）為例，其收入是沒有共黨背景的最大黨團結選舉行動（Solidarity Electoral Action, AWS）的20倍之多，尤其以投資租賃獲利為收入來源的最大宗（Walecki, 2003）。這差距雖不若台灣巨大，但資源也是相當不均等。1997年波蘭通過的政黨法中嚴格限制政黨不得有投資與租賃收入、企業不能提供政治獻金、並且大幅提高公費補助額度；到了2005年，PSL的收入已降低至難以平衡支出（Bértoa & Walecki, 2012）。
一直贏下去 不好嗎？
讀者可能還是會疑惑，就算黨產使得選舉競爭很不公平，但讓超有錢的政黨繼續當選對一般人有什麼壞處？政商關係良好的政治人物難道不是更有辦法為民服務嗎？會賺錢的政黨比較會拼經濟吧？
這些問題可以從政治學裡對「侍從主義」（clientelism）的討論來回答。為了在選舉競爭中獲得勝利，政治人物會使用各種方式來爭取選民支 持，而提出「政策立場」（programmatic policies/appeals）與依靠「侍從主義」是其中兩種常見而相當不同的方式3。 「政策立場」競選方式的特徵在於政黨提出立場不同的政策（例如：強制性的全民健保vs.讓民眾自由選擇商業性的私人保險、增稅以增加社會福利支出vs.減 少福利國家的規模、戒急用忍vs.大膽西進、服貿協議一個字都不能改vs.逐條審查可退可修、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vs.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讓選民 來比較選擇；這些政策通常是廣泛的、並不是專門針對特定的政黨支持者。比方說全國民眾都可以享受全民健保也必須繳納保費，保費多寡或許依民眾的收入職業而 有不同、但卻與民眾的政黨支持傾向無關；再比方說大家都可以搭乘高鐵，高鐵票價依地點日期等有所不同，但特定政黨的支持者並不會搭到比較便宜或比較快的車 班。常見的左右派之爭、統獨之爭都是屬於政黨依「政策立場」來區別彼此的競選方式。
與「政策立場」相反，「侍從主義」是政黨與特定支持者利益交換的關係4。 政黨提供好處給特定一部份的選民，希望獲得那些選民的支持；小至賄選買票、大至利用政府合約或營業許可來換取選票支持都是侍從主義的常見作法。侍從主義下 的利益只提供給特定的「自己人」，大多數的民眾無法享有；例如買票常常是透過地方樁腳或農漁會的網絡來調動資金、分送金錢，而不屬於該網絡的選民則難以獲 得那些前金後謝。國民黨長期以來透過國營黨營企業所建立起的政商網絡更多數是侍從主義的體現。自由化過程中獲得公營/黨營事業移轉的企業往往是政商關係良 好、董事中有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或有國民黨地方派系背景者。
圖中Y軸的資料來自於Herbert Kitschelt於2009年針對世界各民主國家政黨是否仰賴侍從主義吸引選票所進行的專家調查。侍從主義的競選方式與民主經驗（民主品質與民主化後所經歷的時間多寡）有很顯著的關係，越成熟的民主國家、侍從主義越少見（X軸的資料來自於Gerring (2005)）。就算與其他民主經驗類似的國家相比，國民黨的侍從主義程度依然相當高；當然若以全球標準而觀、民進黨的侍從主義程度也不低。圖中的灰點為其他國家各政黨的平均值，標出亞洲鄰國與歷史較悠久的民主國家作為對照比較。
政黨提供好處給特定的團體或企業有什麼不好呢？首先，在侍從主義之下，公共利益（無論是金錢、工作機會、政府合約、優惠投資條件）被轉移給與政黨關 係良好的自己人；政黨在挑選獲得利益的對象時，考慮的並不是該團體是否最窮困而需要資源，也不是該企業是否最有能力獲利而帶動整體經濟，反而首先考慮提供 好處給哪些對象能夠動員出最多的政治支持。在這樣的狀況下，公共資源沒辦法得到有效率的運用，真正需要資源的團體或企業反而受到排擠（Calvo & Murillo 2004, Keefer & Vlaicu 2007）。另外，當企業發現要獲得政府合約最重要的是必須與特定黨派保持密切關係，企業也會把重心放在參加中常會、籠絡政治人物、維持黨政關係，而相對較忽略了其他的投資重點，企業資源同樣的也沒辦法進行最有效率的運用、甚至妨礙企業創新（Acemoglu & Robinson 2001），企業也可能利用黨政關係來獲取不當交易的利益（陳東升 2002）。整體而言，侍從主義之下維持的政商關係會導致公共與私人的資本沒有效率的分配，進而使得經濟成長遲緩。
在政治方面，有著龐大資源、倚賴侍從主義來拉攏支持的政黨也會造成負面影響。由於侍從主義的獲益對象是特定少數的政黨親信企業、團體，移轉了本應分給多數人的公共資源，因此侍從主義越嚴重的地方平均而言民眾對民主的表現越不滿意、對政府的信任程度也越低（Wang 2011）。另外一方面，通常一個政黨很難同時專注於「政策立場」與「侍從主義」，與侍從主義相伴的常常是模糊的政策目標（Kitschelt 2000）；而對其他政黨而言，單純以「政策立場」來競爭很難抵得過侍從主義政黨的龐大資源，為了以有限的資源提高在選戰中的能見度，常常只能強調單一議題、或者採取較為極端的立場（Greene 2007）。也就是說，一個國家中若有特定政黨憑藉著資源優勢而過度仰賴侍從主義式的分配，政黨之間很難發展出強調「政策立場」的競爭模式；我們在成熟民主國家中看到的左右派政策立場之爭，必須建立於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之上。
本文討論了政黨間資源高度不平等對於民主政治的影響。超有錢、政商關係良好的政黨不僅使得選舉競爭很不公平，更使得政黨之間難以發展出強調「政策立 場」的競爭模式；此外，其所仰賴的侍從主義分配方式或許能夠拼到少數人的經濟，但對多數人而言只是越拼越輸：不但致使經濟成長遲緩、更降低民眾對政府的信 任。
- 更多系統性地對國民黨關聯企業的整理可以參考澄社的著作，以及網友根據經濟部資料所作的網絡分析 ↩
- 各國對於私人捐獻的上限、國家補助的額度各自有許多不同的規定。更多關於政黨經費的理論可以參考Clift & Fisher (2004), Hopkin (2004), Scarrow (2011)。 ↩
- 其他的方法還有強調「政黨形象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強調「領袖的個人魅力」（charismatic leaders）、強調政黨「整體的治理能力」（competence）。更完整的分類說明請見Kitschelt (2011) ↩
- 其他文獻中也會提到侍從主義中施惠者與受惠者階層關係的不平等，不過這裡先把焦點放在侍從主義是針對「特定、小範圍的自己人」以利益換選票的交換關係。 ↩
2014年8月23日 星期六
20140426台灣獨立之必要/吳叡人
論台獨之必要—吳叡人
我認為吳叡人老師這次的演講，給予在「台灣獨立」這條道路上奮鬥不懈的人們一針強心劑，告訴大家，我們是在做對的事。同時，也對仍徬徨不定的人們一個清楚的說明，若要追求好國好民的理想，那就必須先要有「好國」才能有「好民」，而那個「好國」的形成基礎便是—台獨。
下文為我聽完「論台獨之必要」後自己所做的摘要筆記，至於詳細論述與演講內容，可從影片31：00看起。
--
坦白說，現在還要講「論台獨之必要」這個講題其實是可悲的，因為我們不會在日本、美國聽到有人講「論日/美之必要」，她們就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了。但，我認為台獨是台灣歷史發展的歸趨與歷史事實，所以我相信在下一個世代，台獨的問題—它，將會被解決。
綜觀台灣的歷史發展，她是一個兵家必爭之地，是在強權帝國的夾縫中求生存。因此，台灣的政治史是斷裂的，從荷據、明鄭、清帝國，再來是日治、國民黨，到近幾十年才經歷了民主化—去殖民和本土的階段，所以，台灣人民國家意識的建立是緩慢不易的。
國家的出現與建立，最主要在於二者，政治制度的累積，以及社會關係的整合。
台灣歷經多方的殖民後，政治制度有了相當的累積，尤其是在日治時期。雖然日本人將台灣人視為次等公民，不過，也算是讓台灣人經驗到了國家制度，體驗到了人民和國家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
接下來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因為是內戰失敗來到台灣，所以外來性還是很強，統治的手段基本上是殖民的，但是讓台灣有了國號、國旗、領土﹙泛稱台澎金馬﹚和政府組織。
就社會關係的整合而言，要形成一個國家，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國家內部的成員不能彼此切割，那代表著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經過長時間的相處、融合、通婚，有了共同的奮鬥經驗後，讓彼此的社會關係產生了連結，以及一定程度的互信。
共同政治制度是國家基礎的建立，而社會關係的連帶是國家認同的出現。人們會認為這個國家我也有一份，得以有參與的機會和可能，榮辱與共。因此，「台獨」的出現，便表示台灣的國家認同已走向了成熟的階段，雖然在象徵層面雖然仍有一些問題，但就客觀事實而言，它就是存在。
然而，「台獨」不僅是制度和文化生活方面，重要的價值在於「能否掌握自己的命運」！
人做為政治群體生活的動物，是否有機會參與這個政治、參與這個社會，參與這個共同生活，才是決定人是否做為人的重要關鍵，否則就只是奴隸。
在人類無法出現世界大政府的情況下，較美好的生活方式便是，先建立起區域性的自主政治體，再藉由這個政治體來去和世界連結在一起。
區域性的政治體意涵為人們生活領土的特殊性，而這個領土的特殊通常是有其特殊的歷史性，讓領土、國家邊界內共同生活的人們產生了互信基礎，進而才有「民主」的出現—覺得我們可以一起來決定共同生活。這也就是西方政治思想所言，民主是民族國家的產物。
台灣獨立是維護民主自由，保謢多元的文化價值，促進公平正義的必要條件。因為，一個主權完整的國家，才得以建立起保護的機制，防止被另一個強權文化和帝國資本入侵的可能。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所形成的道德共同體，建立起兄弟姊妹的情誼，才得以透過國家的稅收、福利制度，讓分配/階級正義得以實現。
因此，我們要的台灣獨立不是富國強兵式的，而是要自主的 進步的、開放的、快樂的、和平的國家，要為世界立下一個新的典範。
或許會問，在追求台灣獨立建國的過程中，面對潛藏的、赤裸裸的國家暴力該怎麼辦？我會說，那就得必須馴服國家，用溫和與堅定的力量來做。
20140426台灣獨立之必要/吳叡人
論台獨之必要—吳叡人
我認為吳叡人老師這次的演講，給予在「台灣獨立」這條道路上奮鬥不懈的人們一針強心劑，告訴大家，我們是在做對的事。同時，也對仍徬徨不定的人們一個清楚的說明，若要追求好國好民的理想，那就必須先要有「好國」才能有「好民」，而那個「好國」的形成基礎便是—台獨。
下文為我聽完「論台獨之必要」後自己所做的摘要筆記，至於詳細論述與演講內容，可從影片31：00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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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現在還要講「論台獨之必要」這個講題其實是可悲的，因為我們不會在日本、美國聽到有人講「論日/美之必要」，她們就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了。但，我認為台獨是台灣歷史發展的歸趨與歷史事實，所以我相信在下一個世代，台獨的問題—它，將會被解決。
綜觀台灣的歷史發展，她是一個兵家必爭之地，是在強權帝國的夾縫中求生存。因此，台灣的政治史是斷裂的，從荷據、明鄭、清帝國，再來是日治、國民黨，到近幾十年才經歷了民主化—去殖民和本土的階段，所以，台灣人民國家意識的建立是緩慢不易的。
國家的出現與建立，最主要在於二者，政治制度的累積，以及社會關係的整合。
台灣歷經多方的殖民後，政治制度有了相當的累積，尤其是在日治時期。雖然日本人將台灣人視為次等公民，不過，也算是讓台灣人經驗到了國家制度，體驗到了人民和國家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
接下來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因為是內戰失敗來到台灣，所以外來性還是很強，統治的手段基本上是殖民的，但是讓台灣有了國號、國旗、領土﹙泛稱台澎金馬﹚和政府組織。
就社會關係的整合而言，要形成一個國家，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國家內部的成員不能彼此切割，那代表著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經過長時間的相處、融合、通婚，有了共同的奮鬥經驗後，讓彼此的社會關係產生了連結，以及一定程度的互信。
共同政治制度是國家基礎的建立，而社會關係的連帶是國家認同的出現。人們會認為這個國家我也有一份，得以有參與的機會和可能，榮辱與共。因此，「台獨」的出現，便表示台灣的國家認同已走向了成熟的階段，雖然在象徵層面雖然仍有一些問題，但就客觀事實而言，它就是存在。
然而，「台獨」不僅是制度和文化生活方面，重要的價值在於「能否掌握自己的命運」！
人做為政治群體生活的動物，是否有機會參與這個政治、參與這個社會，參與這個共同生活，才是決定人是否做為人的重要關鍵，否則就只是奴隸。
在人類無法出現世界大政府的情況下，較美好的生活方式便是，先建立起區域性的自主政治體，再藉由這個政治體來去和世界連結在一起。
區域性的政治體意涵為人們生活領土的特殊性，而這個領土的特殊通常是有其特殊的歷史性，讓領土、國家邊界內共同生活的人們產生了互信基礎，進而才有「民主」的出現—覺得我們可以一起來決定共同生活。這也就是西方政治思想所言，民主是民族國家的產物。
台灣獨立是維護民主自由，保謢多元的文化價值，促進公平正義的必要條件。因為，一個主權完整的國家，才得以建立起保護的機制，防止被另一個強權文化和帝國資本入侵的可能。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所形成的道德共同體，建立起兄弟姊妹的情誼，才得以透過國家的稅收、福利制度，讓分配/階級正義得以實現。
因此，我們要的台灣獨立不是富國強兵式的，而是要自主的 進步的、開放的、快樂的、和平的國家，要為世界立下一個新的典範。
或許會問，在追求台灣獨立建國的過程中，面對潛藏的、赤裸裸的國家暴力該怎麼辦？我會說，那就得必須馴服國家，用溫和與堅定的力量來做。
2014年7月11日 星期五
梅克爾顧腹肚也顧佛祖/三際信息站
晚上，讀到德國總理梅克爾訪中行程的相關報導，她並沒有因為跟中國貿易往來，就犧牲自己所堅守的價值，反而，她把握機會，向中國清華大學生介紹德國現況：「德國人的共識是，每個人都應獲得教育及向上發展的機會，保障安全跟財產所有權；保證法律效力的強(die Stärke des Rechts gelten)，而非強者說了算的法律(das Recht des Stärkere)。」
她對大學生們說，假如認為「經濟永續發展意味著需放棄增長」，這是一種誤解。可持續發展意味著：「將經濟能力、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作通盤考慮」、「不只是經濟，還要有健全與正義的司法系統」、「為此需要建立民主和法治以及社會市場經濟。這是我們的秩序原則」。由此，她也向中國人發出呼籲，在氣候政策、環境保護領域，應考慮到後代子孫以及整個世界；她並把永續發展，命名為「德國政治發展的最高指導原則」。
也因為她在「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長大，25年前柏林圍牆倒了，她才發現公開觀點交流、擁有個人自由(Glück offener Meinungsaustausch und die Freiheit des Einzelnen sei)是何等幸福的美事。她是少數西方政治家中跟中國交易、卻仍強調價值(人權、民主、法治)走向的另類人物，也因此贏得尊重。言談中，她完全沒有抨擊中國，反而是從「共同的嚮往」出發，她相信，中國人也希望成為全球社會中受人敬重、負責任、有承擔力的一員。
旅居美國的中國社會問題研究人士張健認為，梅克爾向中共高層表達了「天賦人權凌駕經濟利益」的普世價值。「她這次作了一個很好的表率。當德國這次梅克爾帶大批的經貿合作夥伴關係到了中國，來進行這種商業合作簽署之際，她還能提出這樣一個要求，見(被羈押的媒體人)高瑜的兒子。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該場演講聽在中共官員耳裡，還是很刺耳，中國媒體只報導經濟發展，其他有關自由與法治，就全面封鎖了。不過，她的呼喚，在場很多年輕人都聽到了。
梅克爾自9年前上任總理，已訪問中國9次，7年前因會見達賴喇嘛讓中共很生氣。前6次訪問中國，都在溫家寶任內。
延伸閱讀
“Nur eine Gesellschaft, die offen ist, die pluralistisch ist und jedem seine Freiräume gibt, ist in der Lage, Zukunft erfolgreich zu gestalten.” Merkel betonte, ihr sei der Menschenrechtsdialog mit China sehr wichtig.
"Only a society that is open, which is pluralistic and gives everyone his freedom, is able to make a successful future." Merkel emphasized that responsibility for the human rights dialogue with China is very important.
普世價值 / 自由平等、憲政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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